注册公司企业如何更有效的建设与实施内部控制

    陈丽蓉的《内部控制与免疫系统：基于功能分析法的思考》一文则建议，考虑到内部管控逻辑监管，注册公司应着重以下几方面工作：宣传引导，着力塑造注册公司的“危机意识”和“战略理念”，激活内控动力；组织注册公司研发内控程序，增加知识储备，而无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是出于逻辑推演还是现实需要。努力营造注册公司“诚实守信”的规则，并对敢于触碰法规底线者严加惩处、加大违规成本。注册公司内部控制建设，首先应当遵从监管需要；而注册公司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也注定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周守华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一文中指出相比2011年，2012年注册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他们建议梳理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强化注册公司内部审计委员会的内部责任，提高注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质量；加强对中介机构独立性的监管，统一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格式；加注册公司强内部控制法制建设，提高注册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机制，拓宽注册公司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范围，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质量；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推进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提升上市公司信息化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杨有红《论内部控制环境的主导与环境优化—基于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持续优化视角》则发现控制环境同样是内部控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将环境分为3类相对稳定的环境、可重构环境和渐变环境，对于注册公司环境渐变企业董事会和高管则可以在持续监控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主动引导环境发生良性变迁。而注册公司企业应分别采用环境主导、环境重构和环境诱导策略。对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内部控制环境与其他要素的磨合中采用其他要素遵从环境要素的方法。注册公司企业应在充分理解和认同环境主导作用和对内控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细致考虑内部环境对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制约，而应用环境重构策略，应按照控制系统设计与运行的要求进行环境梳理和优化。

    张继德在《两化深度融合条件下企业分阶段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研究》中指出注册公司只有按照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建设，根据公司的技术和管理选择相应阶段的内部控制，实现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他把注册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分为规则嵌入流程型、合法合规型、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型等。

    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和目标、对信息系统以及对企业管理的要求。同时，他建立了一套过程导向的可行性分析体系，为企业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决策提供了选择依据。该分析体系由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影响因素组成。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员工素质、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和预算等。企业外部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生存环境等。内控效果究竟如何。现在内控在注册公司企业中实施得如火如荼。无论是企业还是会计人士，都用很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内控建设中。内控效果的也就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金玉娜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文中考察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他们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纳入到同一实证研究框架中，研究了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理清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在抑制非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差异；区分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从新的视角，依据两类非效率投资产生的不同内在机理，寻求相应的解决机制。结果表明注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能够抑制部分公司的非效率投融资，公司内控能够明显地管控注册公司公司的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在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分工效应。

    张国清的《内部控制质量、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一文，则从治理机制之一的内控角度探讨了持续性的一个主因，从注册公司价值的角度探讨了盈余持续性的一个经济后果。而且，理论分析表明，更高的盈余持续性，通过正向影响公司估价的 “分子方面”、负向影响公司估价的“分母方面”，发现注册公司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减少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无意的程序和差错风险，有效地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指导，降低内部成本，提高创造和保持高持续性的盈余。与公司价值相关联。结论表明能够降低注册公司信息风险，更准确地预测盈余和现金流量，有利于注册公司估价，为估价模型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加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视角的检验》一文中相对于低质量内控的注册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内控能提高注册公司企业得到更多的信用融资。特别是当今货币政策非常紧缩的情况下，注册公司企业获得的信用融资明显减少，但内控质量较高的注册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商业融资。表明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利于保护注册公司的利益。

    俞俊《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问题与改进—来自2011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证据》则发现，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的高频指标大多与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健全有关，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基本要求。总体来看，参考财政部参考指标，注册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信息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披露频率均值不足50%，各项指标的披露频率差异较大。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约有1/4的样本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缺陷。其中，90%以上为一般缺陷，且在报告期内均完成了整改，实现了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低频指标大多与企业利益相关，是对企业造成一定影响、涉及内部控制制度缺陷的保全措施或企业文化或风险处理等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无法达到目标的指标。

    2014年起，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将全面推行内控。在内控完成进入行政事业单位之前，已经提前对内控施行的困惑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唐大鹏的《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财政部2012年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对不同属性和业务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参考分析美国政府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成为有效的广利手段和方法。并且，随着《规范》的实施，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标准初步形成，但是依然缺少对实施机制进行规范的制度。他们发现由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产权构成不清晰，导致内部控制力不足，实施动力主要是注册公司外部的激励和推动，而非公司内部管理的压力。《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单位内部控制作为“制度笼子”的具体措施，已经成为实现公共权力合理制约的机制保障。而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要进行组织层面内部控制建设，即从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入手， 构建单位内部控制的整体组织框架，为后续的内部控制具体措施的落实奠定组织基础。要从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入手，根据《单位内控规范》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明确内部控制实施的标准及具体的实施办法，从制度角度建立本级各个部门和上下级部门的协同机制。要构建单位标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单位在全面分析本单位主要业务流程各环节风险点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措施并形成标准的流程图，并通过信息系统得以固化。

    郑卓如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一文提出核心文化价值观对内部控制有重要影响。解决内部控制选择性执行的相关问题，注册公司在建立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时，必须考虑我国核心文化价值，保证规章制度和我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相适应。比如我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建设自己的内部控制机制，不能完全依赖借用美国的COSO内部控制架构。

   李心合的《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一文则指出内控研究存在一定的弊端。对注册公司内控的研究需要嵌入于我国社会结构中，体现实体主义优先；重新设计内控的边界，首先打破内控被神化的思想，确立以风险管控为最总目标、运营发展为主体、以内部牵制为核心机制内涵；基于新古典模型、奉行个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依持形式主义传统的COSO报告难以普世化，需要关注内控之“神”——内部牵制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具体化、创新性研究，提升内控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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