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办工商注册拟于5月份出台商事登记改革后续监管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按照“谁许可、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代办工商注册权责一致、审批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机制，明晰代办工商注册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消除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昨日，该区举行问计问策会，邀请代办工商注册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及相关部门对方案进行评议。

　　经营户“抢跑”开业暴露监管不足

　　“商事登记改革大大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特别在今年1月商事登记扩面至个体户后，商事主体数量大幅攀升。”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黄坚强说。数据显示，1-3月全区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1531户，与去年同比增加42%，个体户新设立为2275户，同比递增24%。

　　与商事主体同步增长的是，顺德许可审批部门的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大。黄坚强说，改革前，行政许可是作为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项目，经营者不办理就拿不到营业执照。改革后将特殊经营项目的许可审批改为后置，但同时亦延伸出一种令人忧虑的情况，一些经营户在没有办全所有审批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就“抢跑”开业，势必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顺德商事登记改革后续监管也面临人手不足难题。

　　此外，顺德现阶段监管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部门内部监管业务的整合也未能全面实现，更谈不上部门间的整合和数据共享，严重制约监管效能的提升。黄坚强说，目前传统的监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转变，单纯依靠行政部门的力量实现全面监管并不可行，必须创新监管模式。

　　准入环节将实施“双告知”

　　《方案》明确，按照“谁许可、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权责一致、审批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机制，进一步明晰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消除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各审批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履行相应的审批和监管职责：经营范围或经营场所等经营事项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相关许可审批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企业营业执照登记事项的监管职责由市监部门履行。

　　为了促进“审批与监管相统一”，方案提出实行准入环节“双告知”，一方面在核发营业执照时，根据申请人的经营意向，在受理环节告知申请人从事相关经营须取得的必要行政许可项目，防止无证经营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利用并联审批系统，通过信息共享把商事主体的登记信息即时告知相关部门，使相关部门及时掌握商事主体的登记情况，跟进许可审批和监管工作。

    在改革前，以酒店经营为例，须到公安、卫生、消防等部门拿下相关的许可证，才能到市监管部门进行工商登记，拿到营业执照。改革后，顺序刚好调转，前置审批变成后置许可。该局审批服务科副主任科员黄秋红认为此举破解了企业“注册难”的难题，而且“好处显而易见”：营业执照一到手，企业可以先在银行开户，进行贷款或者其他渠道的融资，或与投资方洽谈项目，降低了经营的风险。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及备案制”等一系列放宽条件的措施，顺德区享受改革红利的企业数量大幅攀升——以今年1月以来的数据为例，季度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1531户，同比增加42%；个体户新增2275户，同比递增24%。

    与庞大的企业数量不相称的是，市监管系统从事一线监管执法人员只有约250人。“监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该局副局长黄坚强坦言，如何把有限的监管资源发挥更大效能，是该局首要解决的问题，“出台一套操作性强、适合顺德实际的《方案》，有利于架构起于监管和信用建设的体系。”

登记注册一家企业要多久？答案是最快21分钟！这是东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去年12月全市启动商改到今年3月底，东莞新增市场主体30595户，比增40.88%。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市场主体546618户，市场主体数量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

　　成全国涉商审批最少地级市

　　21分钟完成登记注册的是东莞市大朗韩宇服饰经营部。大朗工商分局的信息系统显示：15时30分受理，15时42分核准，15时51分打印执照。目前，东莞全市基本实现了商事执照“发证”，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去年12月，东莞在大朗镇试点基础上，在全市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为全国全市范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地级市。东莞商改的核心是“宽进严管”。

　　“工商登记与经营项目审批相分离”是“宽进”的基础和关键。东莞将涉及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项目的相关审批事项，从改革前的188项压减到改革后的109项，减幅达42%。前置审批仅保留28项涉及主体资格的审批，涉及经营项目的81项审批全部改为后置。群众开办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从“先证后发照”变为“先发照后证”。东莞也成为全国涉及市场主体和经营资格审批事项最少的地级市。

　　有专家表示，将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对分离，使得登记职责与监管职责分离开来，一般经营项目完全放开，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商事主体经营项目的“灵活转身”空间。

　　此外，东莞还放宽住所（经营场所）限制，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商事主体资格登记与住所（经营场所）审批相对分离大大提高了经商的灵活度。在大朗，过去有一批毛纺企业就因为“经营场所”迟迟难获执照，成为遗留问题。商改后，截至已有1166家类似企业办理了执照。

    　　早在2007年前后，国税总局就开始研究税收征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即究竟是按税种，还是按纳税人来设立管理机构。

　　一位熟悉情况的原国税总局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时任国税总局局长的肖捷曾在内部讨论时提了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对国外税务系统的考察。

　　其中之一问题就是，国外普遍按照企业规模性质设立管理单位，比如大企业管理局、中小企业管理局、各级纳税人管理局(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而中国是按照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税种来设立，这是否合理?

　　随后经过论证，国税总局大企业司于2008年成立。次年，税务总局出台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方面，对企业的税务管理指出了方向。

　　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君表示，国税总局大企业司与审计工作有些相似，是以风险控制为导向开展的，从组织人员管理、制度、流程等方面来评估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健全。如果企业这方面的体系足够好，税务机关将以辅导和服务为主;反之，如果体系不够健全，那么税务机关将给予重点关注、检查、甚至是稽查。

　　比如，国税总局会设计一些调查问卷，来了解企业的税务风险高低。在提问企业是否有专职税务人员时?国税总局还建议企业不仅要回答有或没有，更应详细地介绍有几人、各自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岗位分工和具体职责等，以此来衡量企业的税务管控能力。

　　然而国税总局在调查后发现，很多大企业的专职税务人员少得可怜。国税总局大企业司调研员吴廷高告诉经济观察报，好的跨国企业税务团队有20到30人，而中国的企业一般只有1到2个人，不错的有3到5个人，称为税务处。

商事登记改革只是放宽了准入条件，取消了前置审批，但并非“不要审批”。小作坊可以合法注册成为商事主体，但这个主体能否从事哪个具体的行业，还需要符合各种法律法规的准入要求。比如商事主体要从事家具生产，就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消防等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政府将在后置审批中进行“把关”，同时也是后续监管中关注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部分干部依然对小作坊抱有各种疑问呢？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思维和体制的碰撞。

　　作为珠三角先发地区，顺德镇街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压力，也有节能减排的约束性考核指标，迫使镇街在行政管理上形成了“先进产能”与“落后产能”的区分，一些小作坊小企业往往就因各种问题而被列为“落后”行业，进而动用各种行政手段将其淘汰。比如龙江家具企业准入制度就是用行政手段抬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将政府“不喜欢”的产能排除在市场之外。

　　但是这种改革前的惯常做法在商事改革后却“失灵”了。因为商事登记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其着眼点不仅仅是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便捷的登记手续，而是要塑造更开放、更自由、更公平的投资环境，让所有人都可拥有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

　　这种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其另一面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一个市场究竟可以容纳哪个行业、哪种企业，这并不是政府行政主导决定的，归根到底还是要市场说了算。除了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企业在充分自由的竞争环境中会自动形成行业的“门槛”，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会被自然淘汰。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依然有各种小摊小贩作为企业主从事各种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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